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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  生态环境信息与公共关系协调中心 生成日期  2020年06月22日
名称:  演化视角下的企业漂绿问题研究:基于中国漂绿榜的案例分析

演化视角下的企业漂绿问题研究:基于中国漂绿榜的案例分析

发布日期:2020-06-22

演化视角下的企业漂绿问题研究:基于中国漂绿榜的案例分析

赵谦  黄溶冰 

【摘要】基于中国漂绿榜的案例资料,从上榜频次、企业性质、行业归属、地域分布等四个方面总结了漂绿现象演化的特征。运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企业漂绿演化机制进行研究,认为漂绿是一种具有负外部性的、目的是降低企业成本的创新行为,以规避监管或树立良好形象,并通过模仿—扩散效应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演化。企业漂绿的演化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打破惯例、变异、创生,利用选择和遗传机制,通过产业和空间进行扩散的演化过程。最后,从增加制度供给和规则约束的视角,结合内部审计、国家审计和民间审计的不同功能定位,分析了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反漂绿审计治理路径。

【关键词】漂绿  演化机制  治理路径  案例研究

一、引言

2008年以来,国家环保部、国资委、证监会等部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要求企业积极披露环境信息,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形成了制度压力。但实践中,我国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主要披露正面的和难以验证的描述性信息,而对可能有负面影响的资源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等重要信息则披露较少(沈洪涛和李余晓璐,2010)。国内许多企业的所谓环保行为,基本上以“忽悠”为主,很少真正采取实际行动(何海宁,2009),这是一种典型的“漂绿”行为。

漂绿(Greenwashing)一词是西方舶来品,由环保主义者针对自我粉饰的虚假环保声明而提出,并将绿色(Green,象征环保)和漂白(Whitewash)合成一个新词汇。2007年,美国Terra Choice环境营销公司对北美地区销售的所谓“绿色产品”开展调查,随后在其报告中发布了漂绿“七宗罪”,包括流于表面、无凭无据、含糊不清、混淆视听、名不副实、虚假陈述以及虚假标签等环境表现(TerraChoice, 2009),产生很大的社会反响。漂绿现象在国内引起关注较晚,《南方周末》杂志2009年开始发布的“中国漂绿榜”,正式将漂绿概念引入中国公众视野。

企业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又是工业污染产生的主要源头,近年来,面对国内日趋严峻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以及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美丽中国的实现需要企业清洁生产、绿色发展。环境问题具有典型的积累性和长期性特征,企业应对保护环境等社会责任问题的方式,依次包括对抗哲学、防御哲学、适应哲学和先动哲学(Carrol, 1979)。漂绿现象是伴随环境规制和绿色管理实践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商业伦理行为(Laufer, 2003)是一种形式上适应而实质上对抗的社会责任响应方式,其在企业中被学习、模仿和传播的演化机理是什么,如何在政策工具箱中选择合适的环境规制手段?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南方周末》颁布的“中国漂绿榜”已经历时8年,具有信息公开、事实典型、公众参与度高等优点,为我们深入研究漂绿问题提供了契机。本文的研究试图在以下方面作出贡献:

第一,按照理论回顾—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理论创新的案例研究范式开展研究,探究企业漂绿的特征表现以及演化过程中的“怎么样How)和为什么Why问题,弥补当前我国漂绿研究文献以描述性、介绍性和定性分析为主的不足。

第二,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分别揭示了在缺乏制度约束情景下企业漂绿通过模仿-扩散效应实现传播的必然性;以及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通过学习和适应机制遏制企业漂绿行为的可行性。丰富了企业漂绿传播的相关学术文献,探索实现理论创新。

第三,从内部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设计两个层面阐述防范企业漂绿的规制约束,结合内部审计、国家审计和民间审计的功能定位探讨反漂绿审计治理路径,为推动企业“真绿”的社会责任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主要从营销工具观、印象管理观和声誉战略观的视角对漂绿的动因和传播机制进行探讨。

从营销工具观的视角解释漂绿现象。绿色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因消费者绿色知识匮乏或绿色标识认证混乱等方面的原因,标榜为绿色环保的产品往往更容易受到关注,从而有助于提升产品销量和利润(毕思勇和张龙军,2010)。漂绿现象被认为是对产品和包装赋予绿色形象的虚假广告宣传(Pedersen and Neergaad, 2006),后进一步拓展至产品或服务的绿色营销行为(Polonsky et al., 2010)。与真绿产品相比,漂绿产品往往具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获利空间,对纯粹经济利益的追逐成为漂绿营销的主要动机(Parguel et al., 2003; 肖红军等,2013)

从印象管理观的视角解释漂绿现象。企业如果不能满足隐性社会契约的要求,就不能保证其经营的合法性(Deegan and Rankin, 1996),而环境表现恰恰是现代企业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企业为获得合法地位往往利用环境信息公开计划进行印象管理(Neu et al., 1998)Oliver(1991)将这种现象称为解耦(Decoupling)策略,即企业为降低受到某些必须遵循的制度法规的影响,而采取表征性或符号性的行为。面对监管和惩罚等管制压力,企业会通过“象征性贯标”的策略进行漂绿(King et al., 2005)特别是一些实际环境表现差的企业,总试图通过漂绿进行解耦并树立一种合法形象,以保护组织行为和合法性免受质疑(Christmann and Taylor, 2006)

从声誉战略观的视角解释漂绿现象。随着企业受托责任的拓展,企业应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承担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漂绿成为满足公众对社会责任感知的一种需要(Gamper-Rabindran and Finger, 2013)。漂绿被认为是对社会责任的象征性、而非实质性响应(Walker and Wan, 2012; Du, 2015),是一种声誉战略,而非真正行动(王慧娜,2010Slack, 2012)。从信息披露的视角,漂绿企业的环境表现要远低于其环境承诺,在获得利益相关者支持或赢取(改善)声誉后,企业往往倾向于搁置曾经高调发布的环保承诺和计划(Delmas and Burbano, 2011; Bowen and Aragon-Correa, 2014; 沈洪涛等,2014)

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从抵制到适应。企业实施漂绿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其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选择上走偏了。现有研究成果多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从成本收益、信号传递和实施能力等视角,对漂绿现象的动机和存在合理性予以解释,属于静态、均衡的分析框架。但由于忽视漂绿生成的群体复杂性,未能很好地揭示漂绿传播机制的“黑箱”问题,而这对于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漂绿治理体系又是非常必要的。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对企业漂绿行为进行解释,以期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

三、研究设计与案例介绍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归纳型案例研究的研究方法。归纳型案例研究方法适合于理论构建和提炼,通过对案例事实资料和调查数据的总结,整理归纳理论构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理论框架,并在多案例的情景下进行验证(Eisenhardt, 1991)。

案例研究中,获取资料和数据的途径除《南方周末》颁布的“中国漂绿榜”之外,还包括主要财经媒体(如新浪财经等)的相关新闻报道,以及漂绿企业的网站、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等。多样化的信息来源形成了“数据三角”,通过相互补充和交叉验证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Yin, 2008)。

1           漂绿榜上榜企业名录[①]

 




(二)案例介绍

作为拥有全国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南方周末》的“中国漂绿榜”采取资料整理、专家访谈和公众投票等系列程序,于每年上半年公布前一年度涉嫌漂绿的企业榜单。漂绿现象的标准(环境表现关键词)包括:公然欺骗、故意隐瞒、双重标准、空头支票、前紧后松、政策干扰、本末倒置、声东击西、模糊视线、适得其反等十项[②]

1.漂绿排行榜上榜企业

我们搜集了2009-2016年的漂绿榜上榜企业的相关资料,经整理如表1、表2所示。

2                   漂绿榜入选企业统计数据

年份

数量

企业性质

行业归属

地域分布

跨国

本土

能源

化工

电子

日用品

医药

其他

东部

中部

西部

08-09

9

6

3

2

3

 

2

 

2

7

1

1

2011

11

5

6

3

1

1

3

2

1

9

2

 

2012

10

4

6

2

1

 

6

1

 

6

3

1

2013

11

6

5

2

 

3

3

 

3

9

1

1

2014

9

1

8

2

2

1

2

2

 

4

3

2

2015

10

2

8

2

3

1

1

 

3

6

3

1

2016

16

4

12

 

1

2

8

2

3

10

2

4

合计

76

28

48

13

11

8

25

7

12

51

15

10

比例%

100

36.84

63.16

17.11

14.47

10.53

32.89

9.21

15.79

67.11

19.74

13.16

2.企业漂绿现象的特征

根据表1和表2,我们发现漂绿现象在上榜频次、企业性质、行业归属和地域分布等方面具有若干时空演化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1)在上榜频次方面,根据表1,上榜企业共计115家,其中入选企业76家,备选企业39家。一些企业是多次上榜,属于习惯性漂绿。累计上榜2次的企业14家,累计上榜3次的企业5家,分别占总数的12.18%4.35%

2)在企业性质方面,漂绿榜入选企业既有沃尔玛、巴斯夫、耐克、可口可乐、威立雅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机构,也包括中国石油、中国国电、紫金矿业、三棵树、哈药集团、格力、双汇等中国本土企业,自2014年以来,中国本土企业上榜数量明显增多。

3)在行业归属方面,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行业漂绿特征,入选企业集中在能源(17.11%)、化工(14.47%)、电子(10.53%)、日用品(32.89%)和医药(8.62%)等行业,上述五类行业或者环境管制压力大,或者市场竞争激烈、或者社会关注程度高;而其他行业仅占总数的15.79%。同一行业上榜企业的漂绿表现往往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根据漂绿榜的解说词,服装品牌耐克、迪士尼、美特斯邦威、Calvin KleinG-STAR采用过“前紧后松”的漂绿策略;而食品行业中双汇、南山奶粉、蒙牛、思念和徐福记都采用过“本末倒置”的漂绿策略。

4)在地域分布方面,漂绿现象在各地区同样是非均衡分布的。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活跃度最高也是最先感受资源环境压力的区域,2009-2016年期间,东部地区的漂绿案例累计入选榜单51次,超过入选企业总数(76次)的三分之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分别入选21次、13次和12次;发生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漂绿案例数超过了总数的50%,漂绿问题比较突出和集中。从近几年的资料来看,中西部地区被报道的漂绿案例有所增加。

四、案例讨论:企业漂绿的演化机制

与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不同,演化经济学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扩散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学范式(贾根良,2015)。演化经济学把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Vromen, 1997),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主要基于一系列基本概念,概括而言,包括三个类比——惯例、搜寻和竞争,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在社会各界不断呼吁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意识的背景下;漂绿现象的传播有其特定的动因和机理,本文尝试采用演化分析的方法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

(一)演化经济学视域下漂绿的认知

我们将企业漂绿的演化机制分为生成和扩散两个阶段。生成阶段主要指漂绿行为的培育过程,是一种微观演化;扩散阶段主要指漂绿生成后随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传播和蔓延的过程,是一种宏观演化。

1.企业漂绿的微观演化

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惯例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既呈现出与内部治理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也表现为企业内制度、管理、技术与知识等的有机集合。惯例可以被复制和遗传,从而使企业的行为具有一定稳定性。但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如果当前惯例不能带来竞争优势,企业则倾向于通过一种渐进和积累式学习过程,寻找解决威胁和问题的新途径,最终目的是搜寻到令人满意的新的惯例。无论是基于成功惯例的搜索还是基于惯例转换的搜索,都会形成不同程度的多样化。企业会通过“试错”行为,选择和遗传在当前环境下对企业生存发展有利(但不一定对全社会有利)的惯例。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环境保护领域的管制压力和非管制压力不断增强,环境友好型企业越来越受到青睐。在崇尚绿色、透明和社会责任的新一轮市场竞争中,原有的惯例难以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要,企业开始搜索、寻找新的惯例。与“真绿”的环境责任响应策略相比,漂绿作为新奇的创生,实际上是承认对环境责任履行合法性的认可,只是在行为上选择一种机会主义倾向,漂绿企业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具有负外部性,但由于能够给企业带来较大收益,在利润率、市场占有率等绩效导向的判别标准下,漂绿很可能成为企业在搜寻过程中最富有吸引力的选项,成为企业新的惯例;进而作为一种基因植入企业的发展模式中。

2.企业漂绿的宏观演化

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惯例的改变与搜寻是一个不断竞争和选择的过程,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共同构成了演化的动力机制。群体是由个体间互动生成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互相作用和反馈的结果。群体选择是从群体内部的个体出发,从个体的行为互动推演出群体的适应度,即某一个体的适应性变化会通过改变另一个体的适应而改变其演化轨迹,后者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的变化。个体的微观演化会通过互动将新知识扩散到群体中,实现系统的宏观演化;同时系统的宏观演化又构成个体演化的学习环境和选择环境,进一步影响个体的微观演化。

当一些企业采取漂绿行动没有受到处罚甚至取得成功时,就会引起其他企业的模仿或适应性学习,这种仿效带来的“涟漪效应”可能因同行间的追随或空间接近的地理位置而蔓延,即行业模仿—扩散和空间模仿—扩散效应。如果破坏规则(惯例)的企业是行业内或区域内的领先者,那么引发的群体效应将会更加严重。漂绿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选择,通过学习、适应和模仿等群体内互动行为,漂绿企业会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漂绿的方法和手段,寻求以最低成本或最低风险获取漂绿收益。最后,漂绿通过遗传机制逐渐成为代表整个系统的共同基因,通过产业体系或空间布局得以扩散。

综上,如图1所示,在演化经济学视域之下,将企业漂绿行为视为一种具有负外部性的、目的是降低企业成本的创新行为,以规避监管或树立良好形象。在组织与环境协同演化的过程中,互动机制、学习机制、变异与选择机制等都在发挥作用。在没有得到有效规范之前,漂绿现象成为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一种“商机”,引起同行业或地区内其他企业的适应性学习,并通过模仿行为不断扩散,形成一种模仿—扩散效应。


1 企业漂绿的演化机制

(二)结合漂绿排行榜的分析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一种经营环境的重大转换中,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企业发现,“绿色马甲”——作为一种应对环境责任关切的新奇的创生,具有特殊意义和意想不到的好处。

通过对“中国漂绿榜”解说词的内容分析可知,由于监管薄弱等原因,在环境责任响应中如果企业能够自圆其说,往往便能畅通无阻。早期(2009-2011)的漂绿榜入选企业多数都是跨国公司。例如,全球化工巨头巴斯夫采取“故意隐瞒”等策略先后在国内获得了“绿色公司星级标杆企业”、“社会责任达标企业”等环保奖项,但实际上其对MDI项目水体和空气污染的详细情况一直予以回避。顶着绿色环保的光环,确实为巴斯夫等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带来了极大便利。一些国际化经营的跨国公司最早通过选择、遗传机制获得了“漂绿”基因,而内资企业很快通过适应性学习将漂绿纳入自身的伦理惯例,并逐渐占据漂绿的主体。为规避监管或树立良好形象,企业通过“搜寻”活动,围绕粉饰环境业绩的内核,不断探索漂绿方式和漂绿手段的多样化,各种漂绿策略分别被用于不同情景下的环境表现中。

同时,在115家上榜企业中,超过15%的企业累计上榜次数在2次以上,中石油、可口可乐和沃尔玛等公司累计上榜次数已经达到3次,说明漂绿作为新的惯例一旦被选择后将会通过遗传机制进行递延,并在企业环境责任响应模式中得以固化。

漂绿能够使企业获得诸如增加社会资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减少生产成本和降低风险,促进产品销售,改善财务绩效等好处(Parguel et al., 2003;肖红军等,2013;杨波,2014)。一些企业开始选择漂绿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在“别人都这么做,我不这么做就会吃亏”的从众心理作用下,通过学习、模仿和适应,甚至出现了一个行业内的几家领先企业以类似策略竞相漂绿的现象,如苹果和小米,中石油、中石化和康菲,哈药集团、修正药业、华北制药和归真堂等;以及一个地区的若干标杆企业扎堆漂绿的现象,如漂绿企业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聚集以及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梯度转移。在大公司的示范作用下,带来了社会学习和追随效仿,导致漂绿现象在行业内或地区间的扩散。

五、进一步分析:企业漂绿的治理路径

根据前文的分析,“年度漂绿榜”中不少企业已经是习惯性漂绿,存在模仿-扩散效应。说明漂绿作为一种具有负外部性的新奇创生,在搜寻过程中一旦被选择、复制和遗传,将会产生严重的路径依赖,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将长期锁定在一种无效状态,沿着恶性循环的路径不断演绎。为改变这样一种状态,我们需要利用演化经济学的原理进行“解锁”,推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走向良性循环的道路。

(一)防范企业漂绿的制度约束

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企业之所以实施漂绿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多个层面和领域存在制度供给不足,导致难以满足企业伦理约束和环境责任履行的制度需求。因此,增加制度供给和规则约束,是治理企业漂绿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就内部制度安排而言,企业固有的、稳定的、和谐的伦理惯例会将一切伪社会责任的不良创新扼杀在萌芽中。为推动企业“真绿”的社会责任实践,企业应围绕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有道德或伦理义务的价值观”,通过公司治理结构、战略规划、企业文化和规章制度的升级改造,利用标识机制形成环境承诺与环境表现“言行一致”的行为规则,并予以遗传和继承,使环境伦理成为具有稳定性、记忆性和可复制的公司惯例,而不是企业应对负面新闻时才想到的公关策略(黄溶冰和王跃堂,2009)

具体而言包括:一是将企业公民理念纳入公司战略实施范畴,制定公司节能减排规划和相关约束性目标,将环境事项作为新形势下企业的发展良机而非成本负担,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获取核心竞争优势,实现经营理念、组织模式和产业结构与环境友好战略的协同。二是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由董事会承担环境责任,推动公司高层重视环境承诺履行,以实质性行动而非象征性举措回应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加强环境伦理建设,塑造诚信正直、客观务实、抑制道德推脱的生态文化。三是将环境管理作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持续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流程管控为重点,制定相应的政策方针和规章制度予以预防和约束。

另一方面,就外部制度设计而言,一是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涉及贸易、广告、证券、公司治理以及财务报告等法规中,加强企业宣传绿色形象和环境友好的合规性要求,减少监管漏洞、加大惩戒力度、提高曝光几率,使企业漂绿的违规成本增加、甚至得不偿失,有助于阻断企业在新奇搜寻中的不良路径创造和逆向选择行为,转向“真绿”的企业伦理实践和路径依赖。二是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设计管制压力与非管制压力并存的多中心漂绿治理体系,推动企业根据“环境优先”的外部刺激因素以及学习到的经验逐渐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促进环境责任遵从的适应性和学习行为,建立环境伦理的“先动”哲学。具体而言包括:一是环境信息失真的惩戒机制。在发展中国家,环境信息披露的绩效仍主要依赖于管制压力的强弱,因此,传统命令控制工具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在必要时还应适当加强(Huang and Chen, 2015)。在强制性的环境规制逻辑场中,主要以政策法规为主线,将环境保护责任纳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二是主体责任追究机制。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为避免具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以牺牲环境绩效为代价谋取财务绩效(经济绩效)的行为,应将环境保护责任的履行情况与领导干部的晋升、奖惩以及任免直接挂钩,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三是漂绿甄别鉴证机制。企业漂绿行为具有形态多样性和手法隐蔽的特征,常规监管有时难以识别,由具备专业胜任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环境信息开展定期鉴证,并对外披露鉴证结果,可以为政府监管、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提供条件。

(二)反漂绿的审计治理路径

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是参与企业内部和外部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根据防范企业漂绿的内外部制度约束,结合内部审计、外部审计(国家审计和民间审计)的不同功能定位,我们设计了反漂绿审计治理路径如图2所示。


2 反漂绿的审计治理路径

内部审计:现代内部审计将自身定位为“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企业反漂绿制度安排可通过内部审计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得以整合。在咨询方面,随着受托责任的拓展,为避免环境机会主义行为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董事会应积极参与战略管理过程,并将内部审计主导的战略审计作为董事会的治理工具(Donaldson, 1995),使符合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长期利益的战略被合理制定和有效执行。在确认方面,内部审计应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环境伦理审计,确保公司内部经营和对外报告符合企业公民的伦理要求;同时,内部审计部门应加强与企业环保部门的合作,明确企业环境管理中的主要风险点和关键控制点,在内部持续监督中不断完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国家审计: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漂绿治理中,国家审计一方面通过公共政策跟踪审计,对地方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的具体部署、执行进度和实际效果进行审查,及时发现和纠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加大重大环境违纪违法等问题的揭露和查处力度,促进政令畅通。另一方面通过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实行环境保护责任一票否决,对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因环保责任履行虚化、弱化,导致资源严重浪费、给国家环境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给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可对其执政期间(包括调任、离任乃至退休之后)承担的主要领导责任进行问责、追责。

民间审计:第三方鉴证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我国大部分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或环境报告,仍缺乏第三方机构的审验。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确实需要加强环境信息披露,但同时更需要加强针对这类信息披露的审计。在环境信息披露中,最重要的不是披露了什么,而是没有披露什么以及披露的真实性如何。为解决这类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在规范企业环境报告制度、探索统一的环境绩效指标的基础上(周守华和陶春华,2012),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环境报告的内容进行鉴证,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环境审计指南、收费标准与执业条件。

六、结论

基于文献回顾、案例介绍和理论分析,探讨了企业漂绿的演化机理和治理路径。一方面,随着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日益增大,漂绿作为一种新奇的创生在搜寻过程中可能成为企业新的惯例,并通过市场和财务绩效指标的检验,发展成为企业诸多变异中的主导设计,通过遗传机制实现漂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当一些企业实施漂绿没有受到惩罚甚至取得成功时,漂绿会通过学习、适应和模仿等互动行为在群体内蔓延,揭示了在缺乏制度供给和规则约束之下,漂绿现象扩散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从内部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设计两个层面,探讨了防范漂绿的规制约束。建议开展内部审计主导的环境战略审计、环境伦理审计和环境管理审计,国家审计主导的环境政策跟踪审计和绿色经济责任审计,民间审计主导的企业环境报告鉴证,分析了审计多中心治理模式下遏制企业漂绿行为的可行性。

本文利用《南方周末》“中国漂绿榜”及相关资料开展案例研究,以演化经济学作为阐释漂绿现象的理论基础。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具有侧重哲学思辨而非实证检验,侧重解释性而非预测性的特征(贾根良,2015)因此,本文的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当前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大样本统计分析,以获取更多且更稳健的结论。包括建立科学、合理的漂绿衡量指标体系,分析企业漂绿与否以及漂绿程度,为实证研究奠定基础;通过企业环境承诺与环境表现(差异)的系统评分,探索漂绿影响因素、扩散效应与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等。

主要参考文献

黄凯南.2010.现代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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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ssues of Corporate Greenwas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a Greenwashing List

 Huang Ronging & Zhao Qi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of China Greenwashing Li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washing evolution are summarized from four aspects: the frequency of the ranked, the nature of the enterprise, the industry differences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is used to study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corporate greenwashing. It is believed that greenwashing is an innovation with negative externality that is aimed at reducing enterprise cost, avoiding supervision or establishing a good image and achieving the evolution from microscopic to macroscopic through the imitation-diffusion effect. The relevant analogies and mechanism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idea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re also applicable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greenwashing phenomeno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corporate greenwashing is essentially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beginning with the breaking of conventions, variation and creation, followed by diffusion within the scope of industry and spa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enetic selection mechanism.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reasing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rules constraints, considering different functions of internal audit, national audit and CPA audit, evolutionary economics-based audit anti-greenwashing approach are analyzed.

Key Words: Greenwashing; Evolutionary mechanism; Governance approach; Case study

 



[] 上标1-10分别表示企业漂绿的环境表现关键词为:公然欺骗、故意隐瞒、双重标准、空头支票、前紧后松、政策干扰、本末倒置、声东击西、模糊视线、适得其反;由于上述标准为2011年发布,本文对2009-2010漂绿榜上榜企业按上述标准进行了整理。上标*****分别表示第2次、第3次上榜。

[] 见南方周末网站http://www.infzm.com/topic/2011plb.shtml